法国国民议会近日全票通过一项法律草案，旨在简化法国以非法方式所得文物的归还程序。这一草案涉及多个大洲国家的海外流失文物回归问题，引发各方关注。
舆论认为，该草案的通过不意味着相关文物会自动回归。
法国国民议会13日以170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该草案，同时通过多项修正案，明确草案适用范围为1815年至1972年期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非法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国民议会通过后，草案文本仍需在议会两院之间达成一致，以完成立法程序并获得最终通过。
该草案最突出的内容就是，简化非法取得的他国文物的归还流程。用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的话说，就是“为未来归还工作提供明确框架并提高效率”。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把相关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但在具体操作层面，草案还设立了归还条件和程序。例如，判定文物是否属于“非法所得”，需提供确凿证据或“严肃、精确且一致的迹象”加以证明；当一国正式提出归还文物申请时，需与法国成立联合科学委员会，共同评估是否满足归还条件等。
中国前驻法大使孔泉并未沉浸于“国宝即将大批回归”的乐观想象，反而冷静指出：“全票通过”不等于“畅通无阻”。
孔泉大使递交国书
“立法归还”刚起步
这份草案于今年1月先是在法国参议院获得通过，近日又在国民议会全票通过。立法步伐看似轻快，实则已延宕多年。
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曾承诺，将推动关于归还文物的立法进程。此后，法国虽然通过颁布特别法律的方式，对贝宁、科特迪瓦等国进行文物归还，但有关文物归还法律框架的立法却迟迟未能推进。
在近日国民议会辩论中，佩加尔强调了这一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她指出，随着越来越多国家要求归还其认为被剥夺的文物，以及法国文物归还个案的不断累积，有必要制定一套“连贯”且“具普遍性”的解决方案，新的立法势在必行。
有观点认为，考虑到法国与非洲多国间的殖民历史，这项立法或将首先回应非洲国家文物归还关切。不过，分析指出，目前通过的草案文本暂未将适用范围限制在特定国家，这客观上也为非洲以外的国家提供了更多的文物追索机会。
法国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蒂13日在国民议会发言时，引用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的名言：“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不义之财归还被抢掠的中国”。帕特里耶-莱蒂认为，推动立法不仅关乎某一件文物，也不仅关乎某个国家，也在于将“归还”这一原则正式纳入法律程序。
推动实施前路漫漫
国民议会通过后，草案文本仍需在议会两院之间达成一致。有分析认为，这份草案在国民议会通过，并不意味着未来立法程序和后续实施将一帆风顺。
国民议会在审议中对该草案提出多项修改。按规定，草案文本接下来需交由议会两院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进行协商调整，在通过一致的法案文本后，方可送交后续流程完成立法。
不过，各方当前对草案文本仍存在分歧，给后续立法推进增添变数。法国媒体披露，围绕草案内容，有政党希望能扩大立法适用范围，也有声音主张将简化程序的适用对象限制在与法国“关系友好”的国家。还有人指出，草案后续可能还面临宪法委员会审查。
即使立法程序完成，对于其实施前景，外界有期待，也有担忧。
法国艺术史学者贝内迪克特·萨瓦认为，国民议会通过相关草案是一种“可见的进步”。但也有舆论认为，即使能够最终立法，也不意味着法案的实施一定会顺畅推进。根据现有草案文本，未来文物归还仍将面临文物性质界定、审查程序等多方面限制。
“这是一部重要的法律文本，但它不被视为终点，而是必要工作的开始。”法国历史学者弗朗索瓦丝·韦尔热斯这样评述。
全票背后，仍有缺席
“一定要警惕‘全票通过’的说法。”孔泉拆解了法国政治的微妙之处：国民议会577席，当日仅170票赞成。面对极具争议的历史遗留问题，许多议员可能选择用缺席代替反对。“这说明法律草案远未到高枕无忧的阶段。”
图片来源：新华社
孔泉指出，该法律草案本质是法国政府回应非洲前殖民地诉求的产物。近年来，非洲国家强烈要求归还殖民时期被掠夺的酋长头骨、祭祀圣物等具有精神象征的物品。法国试图构建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来回应，此次法律草案正是其中一环。
但这套体系在触及中国文物时，就显得尤为复杂。法国既是文物大国，也是全球重要的文物交易中心。若全面启动归还机制，许多公私博物馆将因此“伤筋动骨”。因此，法律草案设计了“双重保险”：不仅需与申请国建立联合科学委员会审核清单，还需通过法国国内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评审。
尽管如此，孔泉仍肯定其具有一定进步性：首次在法律层面松动公共馆藏“不可转让”原则。法律草案若最终通过，等于在法律上撕开了一道口子，让法国国内法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公约有了对接可能。
其次是时间窗口的划定。国际公约通常对文物追索设有一定时效限制，这对久远年代的流失文物极为不利。新法律草案将1815年至1972年间的文物纳入考量，理论上覆盖了殖民与战争掠夺的高峰期。
上不负祖先，下无愧子孙
从外交一线转向专注文物追索，孔泉最开始的醒觉，还要回到巴黎。
虽然我国建立的打击追缴走私文物联合机制遏制了盗墓走私的猖獗势头，但对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因战争掠夺等非法手段而流失海外的大量珍贵文物，追索却鲜有成果。
百余年来，大量中国文物因为战争掠夺、盗掘、走私、不正当贸易等不法途径流失海外。如今，这些文物多数收藏在公、私博物馆或私人收藏者的手中。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
“面对如此体量，法国法律草案即便通过，也只是沧海一粟。”孔泉说。
但他依然视其为风向标。“若能以此为契机，在一些个案上取得实质突破，将形成示范效应，尤其对日本等国构成舆论压力。”孔泉强调，日本私人收藏规模远超公立机构，且隐匿更深，追索难度极大。
“文物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更是民族血脉的载体。”孔泉说，让它们回归故土，不仅是民族的期盼，更是对历史的交代。我们需要的是法律工具箱的完善、个案攻坚的耐心，以及永不熄灭的信念。
“十四五”期间，537件套流失文物艺术品回到祖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回归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外交谈判和法律合作主动追索回来，而不是靠商业回购。孔泉认为，近年来国家在追索文物上取得的进展有目共睹。
未来可以做得更多。他主张建立国家级数据库——“天涯寻宝”网站，发动民间力量在全球“普查”摸底。更重要的是，推动对每件重点文物发出正式且具法律效力的“申索要求”。
在孔泉看来，目前较为现实的做法是，从小件物品的归还开始，由小到大，积少成多，“哪怕这一代无法全部迎回，也要把法律链条补全，为后人留下可循的‘路标’。”这，注定是一场跨越代际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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